育人者必先自育，责人者必先自责，成人者必先自成。要办成一件事情，改变一种现状，形成一种局面，光靠一张嘴或几纸空文是无济于事的。口能言，身先行，必取信于民。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一般不外乎凭借两种魅力--真理的魅力和人格的魅力。在许多情况下，人格的魅力尤为重要。倡导一种作风，禁戒一种流弊，号召者身体力行是有无成效的关键。叼着香烟，却大讲吸烟的危害，要求别人戒烟，只能引来一场哄堂大笑。这就是说，打铁人本身应是硬汉子。
生活中经常见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甲领导当政时，大家基本上都能兢兢业业地对待工作，遵纪守法敬业；而一旦换了乙领导当政时，人还是那些人，纪律制度也都照旧，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后，纪律涣散，人心浮动，单位风气日下，集体的形象几乎一落千丈。
这是什么原因呢？唐代宰相杨绾，素以勤俭廉政而声名远播。他为官一身正气，工作也极其严谨。原本有诸多不正之风的朝廷，在杨绾做了宰相不久，文武百官大多风气一变。御史中丞崔宽，家境富有，财大气粗，在皇城南修建了一幢别墅，池馆台榭，天下一流。可是就在杨绾上任的当天，崔宽便悄悄打发下人拆除了别墅。中书令郭子仪听说杨绾拜了相，马上把专供他享用的乐班子裁员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千深得圣上信赖，每次出行都有百余骑相随，而杨绾刚一到任，他立马削减了车骑，只留下十骑摆摆样子。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邪不压正，正可抑邪。正如孔夫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
身教胜于言教。官风正，民风则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正风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务。”这是明史列传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根本的办法，莫过于比民风纯正更为重要的了。要想民风纯正，莫过于比郡守县令这些地方官员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事情更为重要的了。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要下级做的自己首先做，要下级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这样的倡导与禁令才是有力量的。焦裕禄、孔繁森等领导者之所以说话有人听，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最根本的不在于他们讲的道理比别人更深刻，或更打动人，而在于他们严以律己，以身作则。语言与说教是必要的，但给人的影响可能如水过地皮湿，效果极其有限，而行动则起到榜样作用，给人深刻影响。虽说“言美则响美”,但毕竟不如“身长则影长”.所以古人留给后人的训诫是：“慎尔言，将有和之；慎尔行，将有随之。”
有些地方的领导人，每每在号召和倡导一件事情时，不是在自己和“一班人”的身体力行上启动与发力，而往往是先在作报告、发文件和媒体造声势上下功夫，有时甚至集中若干秀才，点灯熬油，几易其稿，直至把秀才们搞得焦头烂额，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岂不知“言者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有人梳理了部分贪腐分子在台上时的各种讲话，他们何尝不曾讲过若干至理名言，何尝没发表过字斟句酌的精彩演说，何尝没对各种违纪行为说过狠话。但是，人们不光听其言，还观其行，当他们的狐狸尾巴全部暴露出来，他们的伪装全部被党组织揭穿以后，人民群众送给他们一个最恰到好处的评价，那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两面人”.
晋人傅玄说：“祸莫大于无信。”所谓人格的魅力，主要不表现在一个人的思维或语言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行为。没有实践，思想终究不可能成熟，更不可能转化为真理。育人者必先自育，责人者必先自责，成人者必先自成。要办成一件事情，改变一种现状，形成一种局面，光靠一张嘴或几纸空文是无济于事的。口能言，身先行，必取信于民。鲁迅先生在给作家萧军、萧红的一封信中说：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