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和薄弱环节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建立最严格的监管处罚制度。对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构成犯罪的，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加重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监管人员的问责。（5月15日《兰州晚报》）
坊间已《食品安全法》的修订讨论多次，一个重要的共识是，《食品安全法》的修订，必须恪守“重典治乱”精神，提高违法成本，让不良商家仔细掂量违法与牟利之间的得失，慑于法律威严而不敢逾越底线。
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从实际来看，修订《食品安全法》只是拉开了规范食品安全的一个序幕。接下来的戏，该怎么唱，如何唱好，仍需决策者的审慎推进。毕竟，无论是严刑，还是宽法，其威严在于执行，如果没有执行，再完备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
总结近年来相关食品安全的问题来看，监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条文付诸实施的力度偏小，法治意图难以变成监管实际。比如三聚氰胺等诸多重大食品安全问题，一线监管者的职责基本缺位。而其它层次的监管方，对待问题的态度不是等上一阵，是拖上一阵。总要等到事态已一发不可收拾，更高层面出面表态，针对源头的规范与管理，才匆忙出手。
这种滞后的监管，暴露的是一种官僚意识，也是一种潜在的利益牵连。一方面，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少数食品企业敢于践踏法律条文。另一方面，少数地方政府对食品企业纳税大户依赖性强，GDP情结难以割舍。甚至总要等到出现了重大问题，如三聚氰胺那种不可挽回的事件，才姗姗祭出重拳。
这也恰恰说明，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加强法律建设，提高违法成本，是一个好的思路。但好思路要收到成效，必须辅助以相应的配套制度改革。
最严《食品安全法》要想名符其实，不重蹈覆辙，必须注重细化责任，明确监管者的角色定位以及企业的市场定位。说到底，资本参与市场竞争最重要的目的是牟利。对食品企业而言，失去保护伞的保障，违法牟利无疑是赔本买卖。换言之，只要在政府监管部门与食品企业之间，最严《食品安全法》掷地有声，形成有效的监督威慑，比如“加重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监管人员的问责”，斩断监管部门与食品企业的利益联系，相关食品安全问题爆发的几率必然会大大减低。
以此而论，最严《食品安全法》的进步意义，不只是给食品企业敲了一记警钟，警示他们遵纪守法，更是为监管者自身敲了一记警钟，警示他们强化监管责任，认真履行职责，提高对食品安全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