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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礼:红色企业家

妞妞网   2014/8/26

苹果,到处都是苹果。朱新礼依然记得自己决心创业的情景。他老早就经常看到成吨的苹果卖不出去,任凭烂掉。那时朱新礼住在家乡山东,那里有连片的农场。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积压的苹果做成果汁呢,朱自问的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人想过。那时他对果汁行业一无所知,不过没关系,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到处弥漫着奋发上进的气氛,市场逐渐开放,外国竞争者还没进入,朱下了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动手干!

二十年之后,六十一岁的朱新礼坐在北京近郊的办公室里,周围一片绿色。此时,他的企业汇源果汁年销售达到4.8亿欧元,员工9000名,全国拥有40家工厂,是中国纯果汁行业绝对的第一,汇源也成为最为知名的品牌之一。这一切只用了二十年。

朱新礼自己已经是中国的富豪之一,而且是信念坚定的中共党员。这在2013年的中国并非个案。

如同朱一样的中国顶尖经理人组成的企业家俱乐部,此时已经拥有全球影响。他们创立企业,发展壮大,有些极具规模,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这些企业创造成长和就业。他们已经不再是国有巨无霸里的螺丝钉,而是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如今,私营企业家已经进入中共的高层,其中很多人是亿万富豪,但依然衷心信仰共产主义。如此现实的矛盾,对他们却毫无问题。

红色企业家是一个新阶层:五、六十岁,白手起家,过去二十年创立了自己的帝国,如今开始进军国际市场。

想要理解这些红色企业家,必须了解他们的出身。朱来自贫寒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长大,那时,毛泽东的红卫兵正要砸烂一切权威。学校停课。青少年的朱新礼与父母和五个兄弟姐妹一起,每日为三餐挣扎。“我们经常吃不饱”,朱如是说。

毛时代结束初期,朱担任本地共青团书记,后进入省职机关负责外贸。他承认那时几乎无事可做。几十年如涓涓溪流,毫无波澜。

直到朱四十岁出头时创业。

那时走这一步并不容易。家里人反对他加入敌对的工商阶层,但朱义无反顾。他找朋友以及国有银行的老关系筹资,购买了第一套罐装设备。他雇佣了一名退休的德国工程师,“德国工程师的工资比其他员工工资的总和还多”.

因为爱国

这是创业成功的开始。产品畅销,汇源扩张,以节省成本的模块方式设立更多的工厂。车间里是来自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顶级设备。朱创业之初即以质量为本。

与很多中国企业家不同,朱大量投入品牌建设。现在汇源营业额的10%用于市场营销。汇源的产品登上中国最为昂贵的黄金电视时间:央视的春晚。

成功创造身价。五年前,可口可乐出价24亿欧元希望收购汇源。朱感到很荣幸。他本来可以坐拥亿万退休。但中国反垄断部门否决了此项交易。不过,在胡润百富榜上,朱的财富已经达到2.8亿美元。

财富对朱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朱的回答颇有哲学思辨:“没钱的时候钱是重要的,有钱了它就不应该那么重要了”.朱经常如此儒商般妙语连珠,好像在补偿青少年学校教育的不足,比如“付出越多,得到越多”.朱身体力行,为家乡捐建学校,修缮道路。他说,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企业家,都应该为国家建设服务。

在全球化时代提倡爱国主义,这也渗透到朱的领导哲学。“垂拱而治”是朱的理想,确实有些乌托邦,所以朱以前无产阶级的方式采用某种专治:“我们对待员工象家里人”,如果个人或者工作上有急事,每个员工都可以打朱的手机,每个月有专门的工作组讨论解决反映的问题。

“我这个年龄的人,受党教育多年”.

朱不太提到的是:与党的联系可以提供很多帮助,比如获得贷款,建厂征地,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方便。

象朱这样“受党教育多年”的企业家不事张扬,与其名车名表华服的后辈企业家不同。

企业刚搬到北京的头几年,朱新礼住在天安门附近的简谱房子里。现在他工作生活的地方,离市中心大概一两个小时车程,那里近郊,比较田园,空气也比市内清爽一些。路边经常有退休老人闲坐聊天或打麻将,来自外省的朱习惯这种环境。

汇源的总部在顺义,非常低调的建筑围着一个大院子,中央是喷泉。朱的办公室在办公楼主楼,里面一张写字台,一张会议桌,写字台后面是满墙的书。

朱读书很多,读各种书,他如饥似渴,好像要夺回文化革命失去的岁月。他还在上海和香港的大学学习管理课程。

朱有什么兴趣爱好?“没时间呀”,朱喜欢的乒乓球和二胡都没时间玩了。休假?“我从来没休过假”,不过朱利用出差已经踏遍全球。

九月底朱又要出差,这次是去美国,到哈佛和麻省理工上课,与奈伊和曼金对话,拜访如吉列等名企。与其他企业家一道,朱这次要花三周了解资本主义美国。他们希望学习。其实他们已经知道很多。

朱笑着说:“我最喜欢欧洲”.他喝法国和意大利红酒。二十多年他的座驾一直是奔驰。不过汽车对朱来说只是交通工具,他不想因此显得生活奢华。朋友说,朱唯一的“奢侈”是收藏的矿石和名酒瓶子。

朱也不重穿着,他最喜欢穿公司的制服:浅蓝色带汇源标志的短袖衬衫。这是集体的标志。不过照相时他会穿上西装,打上领带。

是因为党中央现在提倡节俭,朱才这样穿着吗?“不是”,Frank Hofmann说,“新礼一贯如此”.这位德国工程师认识朱已经18年。起初Hofmann卖给朱第一套包装设备。现在他们也经常见面。

不过,低调不代表软弱。Hofmann评价朱是睿智的战略家和机灵的谈判对手。朱在各家设备供应商之间纵横捭阖,他在每家都采购,以便不依赖任何一家。朱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注册于开曼群岛。

接班人问题

现在朱正在考虑接班人问题,如同其他中国家族企业,也是目前最为困难的项目之一。这个问题上充满矛盾:朱的孩子们成长于完全不同的世界。朱的家里也有中国社会普遍的代沟冲突:父辈经历了贫困和经济繁荣,孩子们只了解富裕的中国,认为一切自然而然,因此助长了个人主义。

朱的儿子已经离开家族企业,去打专业高尔夫。女儿还在父亲的公司工作,不过只愿意从事软性的工作如市场营销。朱说:“我不会强迫他们,否则我就不是好父亲”.

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不大会接班,朱目前正与多位高管交流。他刚刚聘用Daniel Shaw为CEO,后者曾为名牌飞利浦莫里斯以及卡夫工作多年。朱身旁围绕着国际化的高管,他希望聘用全球最优秀的经理人员:来自美国的营销专家,来自日本品管专家,负责生产的一位德国人。

朱是公司董事长,不过经常过问经营。他在老本行里依然看到很多潜力。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费 1.5升果汁(美国约30升)。朱还有不少想法。他想进入兴旺的葡萄酒行业。不过最近的大想法是生态农业。他确信,经历了这么多食品安全丑闻之后,中国将来对于健康的、未加工的蔬菜水果需求巨大。

这一次,生态农业生产的苹果将朱新礼的生活打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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