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依法对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质量经理等6名涉案人员予以刑事拘留。这意味着，轰动一时的福喜劣质肉事件,将进入司法程序。
近些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消费者危机意识剧增，然而又鲜见重大食品安全犯罪曝光，并让责任人接受法律的制裁。
食品安全问题的现实究竟如何？法律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约束究竟有多大？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查阅近年来公开的168份有关食品安全犯罪判决书，循此样本，管窥这一领域的监管缺失，以及法律的作为。
168份判决书来自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时间跨度从2006年至今。判决书样本显示，在食品安全犯罪类型中，瘦肉精、毒豆芽、死猪肉和地沟油等日常生活食品，仍是犯罪分子牟利的主要手段。其中瘦肉精案件最多，占31%.
从地域上看，中西部地区河南、陕西和湖南的食品安全犯罪较多，有40%的案件来自重灾区河南，这里同时也是瘦肉精的泛滥之地。值得一提的是，有9起案件来自上海，主要涉及餐饮企业违规使用罂粟壳。
从判决结果来看，除被媒体曝光或公安部督办的重大案件，被科以重刑外，多数案件涉及的都是小作坊企业，责任人的刑期均在2年以下，许多还是缓刑，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拍苍蝇.
案件多爆发于近5年
澎湃新闻选取的168起案件中，大多集中在2009年以后，仅有1起发生在2006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也显示，2009年之前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案件为零。
2009年之前的案件样本稀缺，虽然与判决书上网滞后有关，但亦能折射出食品安全犯罪进入司法程序的时间线索。北京晚报去年曾报道，北京一中院近10年间，仅受理了4起食品安全类犯罪案件，提起公诉的案件数量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数量相去甚远。
西安大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主任李金社认为，食品安全案件之所以少见，既因民众缺乏维权意识，也与政府不喜欢将丑闻曝光有关。老百姓遇到问题根本想不到打官司，严重点的也都私下解决了。他告诉澎湃新闻，自己从业已有20多年，从未代理过食品安全方面的案子。
2009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或与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有关。虽然在此之前，2002年广州爆出苏丹红事件、2003年又出现过金华毒火腿,以及2004年阜阳毒奶粉致大头娃娃案件，但食品安全问题仍未获足够重视。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才终于将食品安全问题推向高潮。4名婴儿死亡，无数孩子被结石缠身的代价，迫使官方在次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下称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问题由此获得空前重视。
新法的效果很快彰显，此后被判决的食品安全犯罪的数量总体增长。
判决书样本显示，2009年进入公诉程序的食品安全案件2起，2010年5起，2011年激增至61起，2012年回落至36起，2013年增加至50起，而今年截至目前只有13起。
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2011年之前，有关食品安全的案件均为民事案件。2012年才出现15起刑事案件，但民事仍旧占据多数，为44起。与澎湃新闻获得的样本近似，2013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案件猛增至339起。
新一波案件增长高潮，源于2013年5月3日 两高对食品安全法的解释，明确了危害食品安全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出了相关罪名的司法认定标准，统一了新型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意见。
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当前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数量大幅攀升，重大、恶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孙军工还提到，诸如瘦肉精、毒奶粉、毒豆芽、地沟油、病死猪肉等系列案件，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随后，全国多地开展了打击食品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根据山东省委政法委透露的数据，去年山东全省法院一审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收案222件，同比上升263.93%.
大众日报的一篇报道称，山东食品安全犯罪之所以看起来越打越多，实为打击力度增大了。
瘦肉精、毒豆芽、死猪肉、地沟油
孙军工所言群众反映的问题，在判决书样本中得到了体现。
根据澎湃新闻记者的统计，186个案件中，涉嫌瘦肉精的最多，为53起，占31%.此外，毒豆芽、死猪肉、毒腐竹、毒豆腐和地沟油，数量依次为23起、9起、8起、8起和7起，几乎涉及日常生活饮食的各方面。
判决书样本显示，53起瘦肉精案件中，除1起发生在辽宁，其余52起均发生在河南，这也为瘦肉精重灾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注脚。梳理判决书样本，不难看出瘦肉精的流向路径，它们几乎都是被养殖场私下购买，然后超标喂养生猪，最终进入消费者的身体。
2008年夏天开始，河南淇县农民马创业先后花了11500元，从江苏购买了60千克瘦肉精,又以每千克250元到400元不等的价格，将瘦肉精卖给同县的养殖户杨意保、岳朝阳等人，共销售出40余千克。
瘦肉精是一类动物用药的总称，将瘦肉精添加于饲料中，可以增加动物的瘦肉量、减少饲料使用、使肉品提早上市、降低成本。但因为考虑它对人体会产生副作用，各国开放使用的标准不一。
在中国，通常所说的瘦肉精则是指克伦特罗，它曾经作为药物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后由于其副作用太大而遭禁用。农业部于1997年发文禁止瘦肉精在饲料和畜牧生产中使用。
马创业购买和销售的正是克伦特罗。2011年5月，杨意保将24头喂过瘦肉精的生猪以每公斤7.58元的价格，卖到商丘等地，在运送途中被执法人员查获。其余的瘦肉精案件中，规模的有300头猪被喂过，多数被销售出去，仅剩28头被查获。
瘦肉精之外，民众普遍关心的是地沟油问题。虽然判决书样本收录的案件仅有7起，亦可从中窥见其生产、加工和销售的灰色链条。7起案件中，广西和湖南各两起，陕西、湖北和上海各1起。
2010年到2011年7月，湖南桃源人吴长松，雇佣吴长青等人，从周若飞等人处购置废弃油脂、各类肉及肉制品的加工废弃物，利用一种名为白土的辅助材料，生产出食用油955吨，再将其销售给经营粮油超市的向平，最终流向餐馆和餐桌。
在各种生熟加工食品中违规使用工业原料浸泡的案件，亦有25起，占15%.
判决书显示，不法分子为了让毒豆芽、毒腐竹、毒银耳等外表美观，将其在化工原料中侵泡。福建省古田县人黄宗斌，长期用工业硫磺熏蒸银耳并销售。而为了增加腐竹的韧性和色泽，广西贺州人陈运辉，在泡黄豆中添加硼砂等有毒物质。
此外，传言中的火锅底料问题，也在判决书中得到证实。
2012年6月开始，郑某在上海雁荡路上经营一家四川火锅店，为了降低成本，郑某指示雇员郑某从另一家川菜店中回购废油，并制成红油使用，还销售给别的火锅店。
值得一提的，2013年5月，冯某在上海青浦区经营一家某某麻辣烫,为提升锅料香味，冯某在作料中添加了有毒的罂粟壳。执法人员从其香料中，还检测出了吗啡、可卡因等有毒物质。
小作坊、拍苍蝇
168份判决样本中，几乎找不到大型企业，多数为名不见经传的私人企业或者小作坊.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数据，也呈现出这样的结果。
而从量刑上看，除了被媒体曝光的案件和公安部督办的大案，其余案件多数因犯罪分子悔罪态度较好而从轻处罚.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虽然将这类犯罪的量刑上升为死刑，但修订后至今，最重的判决止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该判决于今年1月7日由山东济南中院作出，对制售地沟油的主犯朱传峰判处死缓.
168起案件中，西安人李某等因销售地沟油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河南焦作人贺群启等，因销售瘦肉精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河南沁阳人郭和平等因销售地沟油被判处8年。
澎湃新闻查询发现，该3起案件均发生在2011年，被科以重刑的西安人李某，正好在全国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活动中被查。而销售瘦肉精的河南人贺群启，属于当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案例，郭和平则是在河南随后刮起的第二轮打击瘦肉精风暴中被查处。
曾为西安李某辩护的西安志功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岗岭告诉澎湃新闻，他对这种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成效表示质疑。他说，这是他执业生涯中一次代理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律师们平时都极少接到这类案件。
马岗岭说，因为该案是公安部督办的要案，整个程序都比较快，他同时也认为12年的刑期对李某来说重了些.澎湃新闻查询发现，为李某提供地沟油的生产厂商，负责人为山东人柳立国，该案件曾被媒体称为是全国地沟油案，柳立国和另一名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7到15年有期徒刑。
澎湃新闻记者统计的数据显示，仅有两期案件刑期超过10年，从轻判决的案件中，刑期在两年以下的有138起，占82%;而判处缓刑、拘役和只缴纳罚金的为主流,为64起，占据38%.
从轻处理的案件中，涉及日常生活食品犯罪虽然频发，但惩处力度多是罚款、拘役或缓刑。陕西志丹人周某，为了让豆芽好看好卖，在生长豆芽时加入了一种有毒的6-苄基腺嘌呤无根生长素,为此他获刑1年，缓期两年执行。而重庆人邝某利用白糖、明矾等原料熬制成蜂蜜并销售，法院判决8个月
长期关注食品安全的公益组织南京天下公负责人于方强注意到，这样的判决现实会给人食品安全犯罪成本过低的印象，而多数接受法律制裁的企业又是私企或小作坊,难免让人觉得是拍苍蝇.
去年《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征求社会意见期间，南京天下公致信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5点立法建议。包括建议删除要求媒体客观、公正报道食品安全问题的条款；建议删除对单位及个人发布食品安全信息的限制性及禁止性条款等。
于方强说，过去几年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有公信力的媒体和公共人物，在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方面对社会做出了贡献，这些条款看似有利于提高新闻媒体的专业报道能力，但实践中却会产生限制媒体报道、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监督的严重后果，对个人举报问题的限制亦是如此。
于方强同时认为，应该同时将大企业纳入重要的监管范围，因为大企业一旦出现食品问题，涉及范围更大。而且，大企业的产业链条更长，趋利的冲动更大，且隐蔽性犯罪更难监管。
威慑背后，重点是监管
168份判决书中，澎湃新闻没有发现因食品安全问题，有监管部门责任人受到处罚的案例。除非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刑不上监管是判决书样本反映出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
澎湃新闻咨询多位律师和法院系统人士，普遍的印象是这类案件非常少.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单单是法律可以约束的。律师李金社说，由于食品安全犯罪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对犯罪情节的认定涉及卫生、质检等多个单位，并非公安一家可以办案，这也为打击带来了一定困难。
此外他认为，食品安全犯罪之所以难以进入公诉程序，还有地方政府的面子问题.即使进入公诉程序的案件，这类案件也极少为公众所知。
澎湃新闻检索发现，168起案件中，至少有过半案件没有媒体报道，家丑不外扬成为地方政府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习惯性做法。
曾代理云南地沟油案，丰瑞地沟油案的律师李春光告诉澎湃新闻，食品安全问题的判决，受政治、舆论影响较大。
李春光认为，不应该指望通过刑事手段来遏制食品安全问题。他说，在食品安全犯罪的适用法律上，有重刑主义的倾向；但在司法实践中，又并非每一起案件都能追责到位。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图谋不轨者往往觉得食品安全犯罪的风险很低。
他分析，即使重刑能落实到每一起案件，也未必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因为重刑会将问题推向公安部门，从而弱化行政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
代理丰瑞地沟油案件后，李春光一直关注食品安全方面的议题，他说现在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是雷声大雨点小,呼吁的多，通过的东西也多，但落在实处的少.他认为，在法律的威慑背后，食品安全问题应该在监管环节加大投入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