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平，1972年就读于我校外贸西班牙语专业，1976年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1994年至今任中粮集团副总裁，期间1994年至2004年，兼任香港鹏利集团 （现中粮香港有限公司） 总经理。
访谈薛国平，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大学生活、老师和同学的深厚感情；即使足迹踏遍五大洲，令他最难忘的还是大学的四年。三十多年来，师生之情，犹如亲情。他谈到李秀兰老师、俞世茂老师及姜学贵老师，其中李秀兰是他提及最多的老师，对这位老师，薛国平用一句概括：“十分敬佩。”
李秀兰老师是我校1957届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生。薛国平他们是“文革”复校后她教的第一届学生。他们一入学，李老师就带这个班，从西班牙语字母教起，第四年还教了文学课。因此她教这届学生的时间比其他老师都长，感情也更深。这批工农兵学员都有工作经历，素质高，学习风气好，李老师喜欢这些阅历丰富的学生。那时李老师三十来岁，性格开朗，“文革”中因资历浅，所以没挨整，与学生交流的顾虑也较少。当时的口号是“师生要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李老师和她的学生们真的摸爬滚打在一起。
薛国平对于李老师的敬业精神非常敬佩：“那时老师们的工作都特别努力，好像要把心掏给学生。西班牙语两个班，李秀兰老师教我们，二班的老师有黄福顺、苗蕴茹、郑育淼等。我感觉两个班的老师在比赛，看谁教得好。当然，今天看来，两个班都教得好，两个班都培养了不少人才。李老师虽然家庭负担重，但从没迟到过。记得她当时骑个女式自行车，风雨无阻，上课铃声一响，她总会出现在课堂，而且上课特别认真负责，对学习吃力的同学，耐心帮助，坚决不让一个学生拉下。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细节，觉得非常不易。”
薛国平上大学前是军人，同班的滕德祥是老高中，他们年龄稍长，当时都是活跃的学生干部，在集体中显得成熟干练，对同学有带动作用，是李老师得力助手。师生交往的许多场景在薛国平的记忆中难以磨灭。比如有一次，李老师上课时见徐建春同学给一个同学扔纸条，就发了火：“不爱听，就出去！”下课后，她也没理徐建春。当时，同学们没想到平日随和的李老师会这么生气。当晚，薛国平、滕德祥就带着徐建春去李老师家请罪。李老师这才了解到，徐建春扔纸条是因为课堂上有个问题没弄清楚，想问问同学。于是她对三人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提，我如果不懂还可以去问我的老师，但我不允许把课堂弄得这么乱。”一场小小的不快就此化解，师生自此更为默契，关系也更为融洽。
李老师对学生的关怀不仅局限于学习，还时时体现在对他们生活的关心上。为了给来自外地的学生改善伙食，她常常邀请学生们周末到她家吃饭。那时她丈夫在国外常驻，她带着两个没上学的孩子，还要照顾婆婆，生活挺难的。但这并不影响周末她家学生满座，这当中不光有本班的，还有外班的。大家一起包饺子，过美食之瘾，享欢聚之乐。在她家聚得多了，有的同学便不请自来，气氛也变得随便，吃饭家伙不够，有的同学就直接端着锅吃，饺子汤也被扫荡一空。薛国平说：“那次我们几个同学买了几毛钱的肉馅一起在李老师家包饺子，味道特别好！”
学军、学农劳动中也有许多让薛国平难以忘怀的故事。那年冬天，他们冒着严寒去四季青公社挖葡萄秧，那是一项细致而艰苦的劳作。李秀兰老师也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劳动。她和三个女生睡一个坑。她家中有婆婆、孩子，只能周末请假回去照料一下。那时乡下没通公交车，连公路也不通。于是，黄克勤同学成了她的“车夫”.黄克勤长得很结实，他骑车沿着崎岖的土路颠簸一个来小时，把李老师驮至回城的汽车站，第二天晚上李老师回村时，再到约好的地点去接。李老师不会蹿车，黄克勤就等她坐稳了再往前蹬。有时，薛国平、徐建春等好几个同学一起来接李老师，土路上一支自行车队浩荡而来，李秀兰好生感动。
薛国平十分感念老师们的教诲。他说：毕业这些年，自己做了一些工作，很大程度缘于自己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在北京外贸学院接受了外语、外贸方面的专业训练，得到了老师们的悉心教导，并有幸加入中粮这样一个转型较好的大企业，得以有机会发挥所学，尤其是任职中粮驻港企业期间，利用香港这一市场经济前沿，进行资本运作，资产经营，为公司的发展尽了绵薄之力。
薛国平非常看重这份珍贵的师生之谊。由于师生之间纯朴温馨情谊等诸多可贵的东西永藏心底，即使他身处商海，工作繁忙，但回想起大学生活，总会从这段人生的幸福经历中汲取宝贵的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