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种植的15000多种大豆品种中，有90%已经弃种，如果得不到保护，这些大豆品种可能永远消失。应当重视和支持农民的种子权益和农民育种的能力，这不仅可以丰富保存种质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关乎我国整体粮食安全”,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今年“两会”的一个提案。
汪晖认为，几千年来，农民自己留种，根据气候变化、需求变化，不断筛选和优化品种，农民的育种实践推进了作物性能的优化，丰富了物种的多样性，维系了农耕的可持续性。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把广西、贵州、云南等西南省份持续种植的玉米农家种与存放在基因库里30年的种子作了对比研究，发现前者的基因更丰富、抗逆性更强。然而近30年来，农民育种的农作体系遭遇了排挤和颠覆。遭到的颠覆来自两方面冲击：一方面，资本主导的商业化种植大幅推动中国种业向单一化、垄断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政策支持不足则令农民放弃了民间育种的实践。
缺少了农民育种体系的中国种业正在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而这些困境切实关乎到我国粮食安全大环境，必须得到解决。汪晖总结了最为明显的三个方面的困境：首先是种子市场的垄断，种质资源的单一化，导致种质基础的狭窄，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我国粮食安全。其次，外资种业公司强势进入，我国种子主权令人担忧。外资种业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即便是以合资的方式与国内种子企业合作，也无助于国内的种子研发。第三，尽管已经建立了种子基因库，试图保存生物多样性，然而，这样的保护远远比不上实践中的保护。汪晖建议，在保存种质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应当重视和支持农民的种子权益和农民育种的功能。中央和地方政府应鼓励各省在不同的生态区域建立农民育种保护区，并在财政上给予支持。根据《种子法》第六条，“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良种选育和推广，” 汪晖建议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农民育种保护区的建设。农民育种保护区可以体现三方的合力，结合补贴、社区支持和农民的主体性。农民育种保护区内以种植该生态区的老品种为主，以多样性为特征。保护区可以起到四方面的作用：一是发挥农民育种，保存种质资源的传统功能，二是给社会提供生态农产品，可以通过“社区支持农业”的方法与消费者社区对接，有利于社会参与。三是通过育种实践，改善农民生计，提高保护区的农民收入。四是成为生态多样性的教育、研究、参访基地，鼓励教育团体和科研人员公益性参与，帮助农民建立种子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