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洗一个碗，未见得能多吃一碗饭。
据媒体报道，公安部将成立专门的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加强打击食品药品犯罪的侦查力量。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华敬锋称，在部门联动中，虽然一年来和食药监管部门配合较好，但是由于打击食药犯罪还涉及质监、农业、工商等多个部门，行刑衔接上仍有一些不顺畅的地方。同时公安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任务艰巨，食品药品犯罪相对要求的专业性较强，在打击力量上亦存在不足。
编制一旦建立起来，成本是既定的，纳税人需要支付这个成本。但编制是否能带来预想中的治理效果，或者说收益呢？这个是不确定的。增加编制，只是整个治理体系的一小步，寄希望于“食药警察”对食品药品安全违法一击即中，反而是一厢情愿的。
食品药品安全违法事件多发，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治问题。在治理结构上，“九龙治水”的状况常被诟病，因为“九龙”在执法权上可能争相分羹，在问题追责方面可能会争相推诿。如今，“食药警察”的升格，代表着治理食品药品违法犯罪的力度升级，相比一般的行政执法权，刑事执法权的震慑更大，取证的手段更有效。
对于频繁的食品药品安全危机，我们是不吝于“用重典”的。但“用重典”往往要面临一个历史难题，是概率问题。在历史上，“用重典”不可谓不多，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原因在于，重则重已，但在概率上来说，似乎只要不站在台风口上，猪不会飞起来。
无疑，“食药警察”是属于“用重典”的，但当前国内食品药品违法生态里，罪大恶极的有，罪不大恶不极的更是大有人在。在“3·15”前后，央视曝光多家厂商用垃圾皮料制造明胶，既不是偶发，也不是初犯，而是形成潜规则，构成灰色产业链。这样的案例，无论是“食药警察”，还是食药监局和工商局的执法人员，要求上并无不同。食药监局和工商局不需要控制涉案人的人身自由，才能发现他们违法犯罪的证据。如果这也需要“食药警察”才能治理，那是要累死“食药警察”的节奏。如果什么事情都要推给警察去处理去震慑，我们对此无法乐观起来，因为我们的治理体系缺乏弹性，是把核武器当做常规武器来使用。
治理食品药品违法犯罪的梗阻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和地方保护主义常常消解执法的严肃性。同时，来自群众和媒体的监督往往不能打开手脚。两者叠加，才是食品药品违法犯罪人员存在侥幸的根本所在。而要打消掉他们的侥幸，还得要回归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轨道。而来自群众和媒体的公开监督，既监督那些违法犯罪，也要监督执法不严和选择性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