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媒体中，各种富二代开着豪车炫富的新闻让“富二代”被贴上了不思奋斗，穷奢极欲的标签。但大家不所熟知的另外一批截然相反的“富二代”却低调勤奋，他们有着良好的家教，继承父辈优良的传统，更多追求的是实现自己的价值。特别是在食品行业中，他们有着另外一种称呼“创二代”,伴随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老去，“创二代”们开始加快接班的步伐，很多更是直接走向前台。
我们这期的主人公可能与宗馥莉，许阳阳有许多不同，除了性别，年龄也相差了很多，他今年已经53岁了，53岁，那还算创二代吗？带着这样的疑虑我们来走进这期的主人公褚橙褚时健的儿子：褚一斌。
曾经，褚一斌在做投资公司，因为父亲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接下来人生的去向，在决定回来帮助父亲的之前，褚一斌把自己“关了”三年，在深圳的这三年时间里，他门一关，在屋子里面打坐，一坐是4、5 个小时。在外漂泊了30 年，他身心俱疲，三年多的禅定修身，身体状况才逐渐恢复。但父亲褚时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下半生的“人生轨迹”,“我干不动了，你看怎么办。”电话的那头，褚时健的话沉稳而有力量。
接到电话之后，褚一斌仅用了三个月时间“整理”完了这前半辈子的事。下半辈子，回来，陪伴父母，是作为儿子的他觉得必须要遵从的。
因为褚橙，知道褚时健，又因为褚时健，知道了褚一斌。在媒体铺天盖地的褚橙相关报道中，他只占小部分“片花”,往往作为“褚时健的儿子”出现。这位从新加坡回来后的投资精英天天跟着老父亲踏遍红土地学种植，他耐着性子做了三年的农民。
出走，只因不满人生被父亲规划
在父亲掌舵的玉溪烟厂，褚一斌曾当过一年多的电器修理工。1987年，褚一斌离开云南时，烟厂正加速步入快车道。当时烟厂电器修理工人少，而且是两班倒，上班时间长达11个小时，“工作辛苦重复，我有些厌倦。”
然而褚时健已经为儿子的人生进行了设计，“我才20岁出头，父亲把我的人生规划到了55岁，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小组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然后到副厂级。”褚一斌说，这样的设定让其头冒冷汗，致其生逃避之心。
他去的站是日本，名为自费留学，但其实是打工，“每天刷盘子洗碗，到学校后太疲倦马上睡着了。”他的心理得到释放，但生活压力很大。
1989年前后，褚时健带助手到日本某烟草公司考察。褚一斌和另外两名中国留学生租住在东京城郊，住房面积12平方米，整栋楼才一个公共厕所，洗个澡，要走两公里去公共浴池，因自己做饭，草席上落了一层油。
褚时健进门后，袜子黏在草席上。褚一斌弄了一个枕头，让褚时健坐了一会，父子俩聊了一会天。这样的场景实在尴尬，实在坐不下去，他们到附近的小河边散了一会步。褚一斌还记得，当时老父亲很深沉地讲了一句话：“他说，日本经济那么强，没想到生活环境那么差。”
我要用我的方式证明自己
褚一斌后来在广东香港一带打拼，逐步站稳脚跟。褚一斌说，他远走他乡，只是为了证明以自己的能力可以谋生。
海外生活经历，让褚一斌的观念发生改变。有一年年底，褚一斌看报纸，看到全日本最富的10人排行榜，报道解释了这10个人做什么工作，他们有多少收入、交了多少税、养了多少工人、做了多少慈善。“这时候我才认真去思考，原来有钱能承载很多社会责任和义务，才明白有钱不是可耻的，有钱甚至是光荣的。” 后来褚一斌专心做股票，主攻美国市场。
褚一斌还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说不上非常成功，只能说日子过得不差。”褚时健作为实业家，反对儿子以一种虚拟的方式获得利益。“我做的很多事情他要么不知道，要么反对。”褚一斌说，对长辈要尊重，但要有自己的选择，并在此条件下保持独立，道德标准自己衡量。
褚一斌浓眉大眼，爱抽烟，谈话偶尔沉吟，遗传了褚时健的神态。与褚时健一样，褚一斌穿着随性，“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有充分自信，不需要用包装来标榜自己。”在新加坡出入一些投资银行，他也是穿着大裤衩和拖鞋进去。
老父亲叫我回来，我立即卖掉房产，推掉事业
2013年的，褚时健次向褚一斌清晰地表达了希望儿子回云南的意思。
褚一斌的理解是，早期阶段，父亲的果园谈规模化，环境上还不成熟，后来果园在父亲的指挥下，还能稳定地发展。“但父亲这么大年龄，事业如果再拓展，已不是他的精力所能承载。”
事实上，褚一斌一直在等待着父亲的召唤。他给自己设定了两个回云南的标准：“如果老父亲明确对我说，你要回来了，那我回来；或者是有，老父亲生活上需要我回来照顾了，那我也回来。”
褚一斌立刻将深圳、新加坡等地的房产处置，只留住所。他把投资公司的事业全部推掉，一些朋友见其半路退出，即诧异，又生气。他只能赔礼道歉，称这是老父亲的召唤，身不由己。
褚一斌眼里的父亲，是“稀有的、承受力很巨大的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没有娱乐，工作才是他的享受”.褚一斌将自己的回归当作尽孝，“父亲是精神的巨人，但在时间面前，他也是个弱者。”
褚时健是长兄，父母早逝，从十几岁起，他在弟妹前扮演半个父亲的角色，“生活对他的要求很苛刻，一件事干不好，会影响到整个家庭。”褚一斌说，父亲的生活起伏大，过的都是苦日子，“把父亲的性格磨砺得像钢铁。”
但日积月累下来，褚一斌终于明白，坚韧品性对一个家庭来说，具备非凡的承载力。“其实老父亲非常爱他的家人，只是他爱的方式不同。
我是小褚，不是老褚
最近几年，褚时健在一些场合，偶尔提及儿子的回归，并含蓄地表达了希望儿子继承事业之意。
褚橙大热后，人情交际让老人疲于应付。有一次，褚时健经历了的劳累后，拒绝了一家媒体的采访，让这家媒体的记者很生气。低调的褚一斌站了出来，替父亲说了几句话，意思是应该设身处地为老人家考虑，”他很诧异地问我是谁。“
在一些生意场，褚一斌偶尔也被误以为是”老褚“,他不得不开玩笑地解释说：”我是小褚，不是老褚。“
褚一斌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年他离开玉溪烟厂，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常常附加于另外一个主体。
他谈到了现在有官二代、富二代之说，”社会普遍认为，这帮人是无能的，觉得他们不努力，占了很多便宜。但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个问题要看两面，他们有牺牲，他们自身的概念，都被抹杀了。“他说，一般人难以感受他们的环境，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困惑，他们有很多限制，甚至被父辈埋没。他不希望53岁了，仍旧只是”褚时健的儿子“.
对褚一斌而言，的压力，是不希望一个牌子砸在自己手里，”不希望看到市场说闲话，说前一任干得那么漂亮，到我手里完了。“
基本每一周，褚一斌都要回一次玉溪，在公司重大的事项上，他都要与老父亲交流。”老父亲只负责考试，很少提要求。做得不好，他批评批评。“他已经爱上了这片土地，隔三差五不去基地走走，总觉得哪里不适。 褚一斌认为，云南独特的立体气候条件，决定了特色农业必有出路，但对褚氏品牌而言，”能做好一个果子已经很不错了，能不能做好第二个、第三个，只能等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