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唯利是图是导致食品安全的直接因素，于是，推出了法律制度加大对食品安全的处罚力度，去年五月份还对食品安全刑事案件进行司法解释，明确定罪量刑标准。同时修订了《食品安全法》，在这个过程中，重典确实对部分不法分子形成了震慑力。但是法律的延后性与不足，使得食品安全并没有得到根治。
在法律划清了违法的界限后，人们将精力投放到了食品安全的根本上——是商业道德的瓦解，是违法成本过低，还是“温柔执法”的弊端？食品安全问题事后的惩处固然重要，但前期监管更为关键。食品安全背后，所指向的是未能跟上市场经济不断扩张步伐的政府监管，即，监管方应摒弃此前的“被动”管理模式，开启积极治理的新局面。从食品安全事件来看，监管失效的问题，在于监管流程的缺失，多部门、多环节的分段管理，造成了重复许可、重复监管的结果，责任界定模糊不清，导致真正要负责任时却相互推诿。
社会期待，权力整合后，新机构能更好地整合食品安全的市场监管职能，从源头上能够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然而，历经一年的时间，国内大多省份竟然还未完成机构的调整；甚至又开始重复过去多头管理的推卸通病——“哪里购买去哪里举报”。
本来，政府部门级别越高，权力越是集中，越有能力协调矛盾、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这种权力的集中，也是使用重典治乱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条件。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成了一个基本逻辑链条——重典治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背后是基层监管的缺失，监管缺失的背后是被动管。
于是，要编织健全有效的食品安全体系，要突破这种倒逼监管跟进的被动模式，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在相关部门的日常工作中，建立起主动的监管框架体系，政府主动出击的公权监管，并强化信息透明性制度，才能突出监管的威慑力，进而培育社会性的制衡力量，才会产生最严格的监管，才会让监管者回到食品安全底线的坚守人角色中，社会公众摆脱以“吃一堑长一智”式的聪明绕过商品陷阱的无奈，如此才可能促使食品安全走向一个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