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豆腐的最早记忆，是那一声声豆佛，豆佛的叫卖声。那是屯子西头老赵头对豆腐的特殊解读，是那种近乎虔诚的叫卖声。
老赵头，个子很矮，干瘦干瘦的，腰扎麻绳，上身穿灰布上衣，下身穿长筒裤子，颤悠悠的豆腐担子压在他肩上显得重如泰山，我总担心一不小心会压垮他的身子。但是几十年了，他那清脆、响亮、悠长的声音总会在每一个清晨准时在村子上空飘起，与一束束炊烟一道，与鸡鸣犬吠一起，滋润着宁静而祥和的山村。扁担的一端挂着黑皮桶，另一端悬着洁白无瑕的一板豆腐，有一种大老远就能闻得到的清香之气。老赵头的豆腐总是供不应求，听到他的叫卖声，如果你跑得慢了，很有可能会抱着一碗的失望而归。老赵头从来都是用卤水点豆腐，用的水是村西头那眼古井里的水，用的豆子总是精心挑拣的饱满滚圆的黄豆，所以他做的豆腐远近闻名。当他掀开米白的豆腐布，露出胖墩墩、白生生、香喷喷的豆腐，并用豆腐叉（一种用铁丝拧成的小叉子）熟练地在特制的木质豆腐板上将豆腐轻轻铲起放到我的碗里时，口水总会不争气地在我口腔里打转，我恨不得一步就走到家，好大快朵颐。
小时候家里经济困难，一周吃一两次豆腐就算是奢侈了。有时候没有现金，母亲便塞给我几个鸡蛋或一瓢豆子去换豆腐。每次吃到喷香糯软的豆腐，我都会感觉自己很幸福。那时候我心里想，如果顿顿都能吃上豆腐，那该多美啊！为此，我曾经追踪过我家下蛋的母鸡，它总是看不上母亲给它搭的窝，自己找窝下蛋。当我从玉米垛里或荆条丛中翻出一窝鸡蛋时，像挖到金子般高兴，眼睛里浮现的是一块块喷香诱人的大豆腐。
后来，老赵头去世了，经济条件也好了，顿顿吃豆腐已经不再是奢侈的念想，卖豆腐的人也多起来，叫卖声也五花八门，有叫逗我的，有叫斗恶的，还有叫斗服的，反正无论如何叫卖，都会成为孩子们争相嘲弄的对象。叫卖声不同，他们的豆腐味道也变了，不知是因为用石膏点的，还是用水不对，或者就是原料有差头。
老赵头做的豆腐已经吃不到了，但父亲做的豆腐还依然能吃到。父亲做豆腐一年就一次。每到腊月门子，母亲便会把精挑细选的黄豆泡在一个大铝盆里，待豆子喝足水后，父亲便挑着豆子晃晃悠悠地去村西头磨，往往一担豆子磨好后挑回来就是两三担了。
回到家中，母亲先是用炊帚探着身子把齐腰高的大缸刷三遍，然后把磨好的豆倒进两个大锅内，再往炕膛里塞进几块木头方子，猛拉风箱，加热烧浆，一直烧到水沸腾时就成豆浆了。这时候父亲总是会给我们舀出几大碗，让我和弟弟喝个够。我和弟弟通常会喝得头上冒汗，嗓子甜润，五脏六腑都温热舒泰才罢休。
用卤水点豆腐是个技术活。但见父亲左手擎着化好的卤水，一点点地往大缸里洒，右手用搅棒均匀地搅拌，一直到合适为止。如果卤水点得少，就成了豆腐脑，父亲也会给我们盛出几碗，让我们一饱口福；卤水点得多了，豆腐就点老了，吃起来口感就差了。点好豆腐在缸里闷一会儿，再把豆腐包铺在豆腐板子和豆腐框子里，等卤水和豆浆充分反应后，再一勺一勺地往往豆腐包里舀，待豆腐框子满了后，便用豆腐包里三层外三层反复叠放后，拿一块大青石板压在上面，大约半个小时，一板大豆腐就做成了。最后，父亲用豆腐刀子在上面划出较均匀的正方形，这样，豆腐成块后，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如今，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但仍然每年腊月坚持做豆腐，我们也能够像儿时那样躺在火炕上等待新鲜的豆浆、豆腐脑、豆腐皮和热气腾腾的嫩豆腐，这之于我，之于父母，无疑都是一种简单而明媚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