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仔码头贫民富翁之臧健和：最初创业是为了女儿
下午的暖阳透过落地窗落在臧健和的脸上，她的气色看上去很好，一件紫红色的中式罩衫衬得她精神奕奕。
30年前她只是湾仔码头边的一个无牌小贩。家庭变故让她在陌生无助的香江唯有坚强。靠着勤奋和聪明，湾仔小贩终成身家数亿的水饺皇后。她说，苦难是财富，更是最好的励志。
南都周刊编辑 张鹏 记者·顾彦平
这是3月20日的下午两点，在上海环球富豪亚洲酒店十三楼的商务房内，这位开创了湾仔码头品牌的水饺皇后与记者握手，柔软、有力。商务房陈设简单，喝的饮料也是酒店赠送的，看得出她并不追求奢侈。
采访开始前，她递过来一个棉布靠垫让坐在沙发上的记者倚着，她笑着说“这样舒服点”.她的亲切似乎与生俱来。当年在香港的湾仔码头，她是最受宠的小贩--人们喊她“臧姑娘”,有的客人吃完饺子后，还会帮她收拾摊子，就像对待一个熟悉的朋友。
臧健和曾经是青岛一家工厂的护士，为了与出国的丈夫团聚，她带着四岁和八岁的两个女儿远奔泰国，但面对重男轻女的婆婆，纳妾生子的丈夫，她又断然离异滞留香港。她说带着两个幼女无助地走在香港的马路上，感觉前路漫漫，三个人的身影在马路上拉得老长。她们娘仨挤在一个四平方的狭小空间，洗厕所、洗夜车、护理老人，她一人兼做三份工，累到病倒。无奈彷徨之际，她选择摆饺子摊。
面对辛酸，她自立自强，笑着奋斗。香港是一片倡导个人奋斗的沃土，勤奋加上聪明，她可以几夜不睡熬红双眼研究出香港人爱吃的饺子；她说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激励她“做下去，一切都会好的”.于是，靠着勤奋和聪明，昔日的湾仔小贩终成今日身家数亿的水饺皇后。
她说话时喜欢盯着对方的眼睛，似乎随时准备把自我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事实上，她早就表现出了这种独特的心态--她从来就不是自卑自闭的小贩。1978年，她在湾仔码头摆摊不久，香港《文汇报》的专栏作家就找到她采访。比起她的艰难与奋斗，她的落落大方与真诚坦率更让记者印象深刻，于是她一度成为香港各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一路讲来，她说她最佩服两位香港老人：一位是养和医院的老院长，在他100多岁时，仍然每天早上坚持去医院巡查病房，这种敬业和亲力亲为的精神让她感动；另外一位是邵逸夫老先生。“记得2006年外交部酒会上和他见面，我和他开玩笑说，您都九十多岁了还健步如飞，而我跟在您后面还一直喘气！邵老哈哈大笑，对我说他只差1年半就100岁了，当时真的吓我一跳。直到现在，他仍然坚持管理他的公司。”她说她最佩服也能够深刻体会两位老人把工作当成终生事业的心情。
“现在你一定也把湾仔码头当成自己最大的乐趣来经营吧？”
“是的。”六十多岁的她笑了笑说。
两个半小时的专访中，比起个人经历，她更愿意与记者交流的是她对食品安全的关心以及她带领员工们开展的慈善活动，她一直说“施比受有福”.
对话臧健和
“我没有任何条件去挑选工作”
南都周刊：当年面临变故时，你选择留在香港独自打工照顾两个女儿，还要向留在青岛的母亲寄生活费，一般女似乎很难做出这样的抉择。你当时的决定是深思过后的选择还是因为一种不服输的格？
臧健和：这两者都有。在遇到那么重大的变迁、那么多抉择时都是需要深思的。到底是进还是退？我当时深思很久才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而我本身的格也决定了我是不服输的，所以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独立，我一定要把两个女儿培养得有出息。虽然想到今后的生活会很苦，但我一定要站起来。
南都周刊：在熟悉的青岛和陌生的香港之间，为何选择了香港？
臧健和：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应该回青岛，那里有亲人朋友，工作会很方便。但1977年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整个社会还处在创伤之下，人们很彷徨很无助，看不到希望。思想也没有从“文革”中苏醒，还不能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如果回去，要为自己的未来付出很多。也有人觉得我可以选择再嫁，但我要为我的两个女儿多考虑，所以我要拿出我的决心克服困难，为自己的子女牺牲自己，也是值得的。
我当时的护照是到香港的，因为中国和泰国还没建交，我必须先退回香港。滞留在香港后，当时举目无亲毫无根基，对环境也不适应，选择留下来生活一定是很艰难的。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香港一定有我落脚的地方。当时在香港有人选择依靠政府的公援金生活，但如果我一旦选择依靠公援金，我就无法送我的女儿去读大学，无法完成我的理想。
南都周刊：在内地是白衣天使，在香港是洗厕所的工人，这种巨大反差，你当时犹豫过吗？
臧健和：没有，一点也没犹豫，我知道我身负着重任，要让两个女儿过上好生活。以后的日子我又当爸爸又当妈妈，身无分文，在这个陌生的社会里我要活，要让孩子们成长，所以我不允许自己犹豫。所以我只是说了一句，我没有任何条件去挑选工作，只是一份工作，人家能要我，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他们不经意的赞扬，救活了一家人”
南都周刊：还记得当年湾仔码头的景象吗？
臧健和：当然记得呀，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码头没有这么多高楼，对面的两座大楼，新鸿基和中环大厦，我都是看着它们长高的。香港这三十年的变化很大，唯独码头还保持着原样。现在我住半山，开车到码头20分钟左右。每次一回到码头，看到曾经和自己有那么多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地方，亲切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脑子里也浮现出了当时的情景。我告诉你，现在有时我还会回到当年摆摊的地方，依靠着当年曾经依靠的柱子，心中感叹：老朋友，我回来了。
南都周刊：码头现在已经成了你记忆和感情的一部分了。能复述一下当时一天的生活吗？
臧健和：最初很辛苦，清晨五点就要到菜市场买菜，回来便洗菜做馅。一切准备妥当后，推车去码头。步行去码头也差不多20分钟，但是推着小车走，要走40分钟。到了码头后就立即生火，边包边煮，一直忙碌到最后一班轮渡过后才能收拾回家。每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不管阴天还是下雨。
南都周刊： 第一次出摊时，心里忐忑吗？
臧健和：是啊。当时有几个朋友说，香港有二十多万的北方人，卖饺子的、开饭馆的，甚至像我一样在街边卖的都有很多，但谁也没有办法让香港人或者广东人接受北方的饺子，你推个小车难道就能在香港卖出个饺子来？这句话对我的打击很沉重，因为那时我全部的希望和生路都在这个饺子上。所以对第一批客人，我非常渴望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我的饺子。
南都周刊：还记得当时的第一帮客人吗？
臧健和：第一天的五个客人，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帮年轻人，看他们的打扮，应该是高中或者大学一二年级的孩子。那天是一个休息天，我的两个女儿都不用上学，四岁和八岁的两个小姑娘就跟着我团团转。所以那五个客人就很好奇地走过来问我卖什么，我告诉他们卖饺子，他们连我的话都听不懂，还是我的女儿翻译给他们，他们就“哎呀，饺子”,每人要了一碗。
平时我心灵手巧，可是那天在那些孩子跟前，不知道为何我饺子皮也不会擀了，三下两下圆皮就擀成八角皮儿了，最后付出了全身的力气，才把这五碗饺子包出来，当我战战兢兢地端着第一碗给一个年轻人时，我甚至忘记了礼貌。我心里只是充满了渴望和疑问，我把我的那份渴望投射到他们脸上：告诉我好不好，你们香港人爱不爱吃？所以这种想法透过我的渴望的脸传递给他的时候，他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反而吓了一跳，他一定在想“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看人！”哈哈，我把人家看羞了。
这时我就突然听见一个“哇！好好吃啊！”这是一句广东话，我听懂了。他们一说，我心就踏实了。他们每人吃了两碗，第一单生意我做了十块钱。
这几个年轻人并不知道，他们不经意的赞扬，会救活了一家人，可以说是我的恩人。遗憾的是，我直到现在也没找到他们。
南都周刊：几个年轻人的认可带给了你信心，但接下来的日子是不是还要与警察周旋？
臧健和：是的，虽然有信心了，但当时我没有钱，更没有工厂，只是一个推着车子满街跑的无牌小贩，所以警察也要抓，小贩管理队也要抓，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一路做饺子、煮饺子，还要一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准备逃跑。
后来，小女儿说“妈妈我帮你放哨”,每次她一叫“妈妈，走鬼呀（警察来了）！”,我们就会一下子跑掉。可是有一次，我们一起摆摊的一个卖报小贩不知从哪领了一条小狗，小女儿爱动物，一看小狗，她就把自己的活儿给忘了。结果就那么巧，警察来了，一把就按住我的摊子了。
这时小女儿才反应过来，“哇，妈妈被抓了！”吓得放下小狗就往这边跑，跑过来看着警察，扯着警察的衣服边说：“叔叔，叔叔，你放了我妈妈吧，不是我妈妈的错，是蓬蓬（小女儿名）的错，蓬蓬没有看好你。”那一刹那，我眼泪突然就像决堤了一样，我在遭遇人生变故那么苦的时候，都没掉过眼泪，但这时我却收不住了，眼泪哗的就下来了……
我以为我在为女儿付出一切，可是我自己没有想到，我把我不能承受的压力不知不觉间也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看着大女儿在那儿哭，小女儿在那儿求情，我突然觉得太对不起她们，我几乎想抱着两个女儿告诉她们一声妈妈对不住你们……后来警察看到这一家三口哭成一团，就轻轻地说了一声，臧姑娘，你做生意吧。
南都周刊：警察也成了你的恩人。
臧健和：是的。在香港，法律高于一切。警察这样执法，是冒着失去职位危险的。还好后来听说这个警察没有被开除，只是挨了一顿狠批，这大概是法律富于人情味的一面。
“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也觉得自己找对老师了”
南都周刊：从街边的小摊到如今的身家过亿，现在回首时是觉得不可思议还是心里早就描绘了这样的蓝图？
臧健和：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其实我一直没想过不可思议，很多事情其实当你在努力做的时候蓝图也就开始一点点构建了。当然，如果我在做小贩的时候就能想到今天，那肯定是不现实的骗人话。当我还是小贩的时候，我想到的只是如何能多赚一些钱开个小铺子，当有了小铺子时我会想什么时候能开一家工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考虑着、努力着。
南都周刊：在整个创业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
臧健和：转折点发生在1982年。当时，在一家日本公司的一个聚会上，我的朋友带了我的水饺去参加。那个日本大老板的女儿是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姑娘，从小生活富裕，所以她吃东西非常挑剔，但那天她竟然吃了20多个我做的饺子，把她的爸爸吓了一跳。这个老板用生意人的眼光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出色的商品，也是一个商机。后来他联络到我，经过艰苦谈判后，湾仔码头的产品进入了日本的超市渠道。1984年之后，我们就开始扩大经营了。
南都周刊：在迈出关键一步后，随着水饺生意的日益壮大，吸引了不少公司前来洽谈，为何只有美国通用磨坊打动了你？
臧健和：在规模慢慢的一路发展起来后，我发现企业做得越大自己的能力反而越小，因此我需要找老师了。在这样的阶段上，我开始考虑那些来邀请我合作的人和企业中，哪些适合做我老师。这些人有日本的，也有欧美的，等等。在我而言，我只是个手工作坊，要想做大，一定需要有个强力的企业来合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对方的态度愿不愿意教，我就一直这样等待一个有缘人，一直等到美国通用磨坊的到来。
这时小女儿才反应过来，“哇，妈妈被抓了！”吓得放下小狗就往这边跑，跑过来看着警察，扯着警察的衣服边说：“叔叔，叔叔，你放了我妈妈吧，不是我妈妈的错，是蓬蓬（小女儿名）的错，蓬蓬没有看好你。”那一刹那，我眼泪突然就像决堤了一样，我在遭遇人生变故那么苦的时候，都没掉过眼泪，但这时我却收不住了，眼泪哗的就下来了……
我以为我在为女儿付出一切，可是我自己没有想到，我把我不能承受的压力不知不觉间也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看着大女儿在那儿哭，小女儿在那儿求情，我突然觉得太对不起她们，我几乎想抱着两个女儿告诉她们一声妈妈对不住你们……后来警察看到这一家三口哭成一团，就轻轻地说了一声，臧姑娘，你做生意吧。
南都周刊：警察也成了你的恩人。
臧健和：是的。在香港，法律高于一切。警察这样执法，是冒着失去职位危险的。还好后来听说这个警察没有被开除，只是挨了一顿狠批，这大概是法律富于人情味的一面。
“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也觉得自己找对老师了”
南都周刊：从街边的小摊到如今的身家过亿，现在回首时是觉得不可思议还是心里早就描绘了这样的蓝图？
臧健和：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其实我一直没想过不可思议，很多事情其实当你在努力做的时候蓝图也就开始一点点构建了。当然，如果我在做小贩的时候就能想到今天，那肯定是不现实的骗人话。当我还是小贩的时候，我想到的只是如何能多赚一些钱开个小铺子，当有了小铺子时我会想什么时候能开一家工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考虑着、努力着。
南都周刊：在整个创业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
臧健和：转折点发生在1982年。当时，在一家日本公司的一个聚会上，我的朋友带了我的水饺去参加。那个日本大老板的女儿是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姑娘，从小生活富裕，所以她吃东西非常挑剔，但那天她竟然吃了20多个我做的饺子，把她的爸爸吓了一跳。这个老板用生意人的眼光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出色的商品，也是一个商机。后来他联络到我，经过艰苦谈判后，湾仔码头的产品进入了日本的超市渠道。1984年之后，我们就开始扩大经营了。
南都周刊：在迈出关键一步后，随着水饺生意的日益壮大，吸引了不少公司前来洽谈，为何只有美国通用磨坊打动了你？
臧健和：在规模慢慢的一路发展起来后，我发现企业做得越大自己的能力反而越小，因此我需要找老师了。在这样的阶段上，我开始考虑那些来邀请我合作的人和企业中，哪些适合做我老师。这些人有日本的，也有欧美的，等等。在我而言，我只是个手工作坊，要想做大，一定需要有个强力的企业来合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对方的态度愿不愿意教，我就一直这样等待一个有缘人，一直等到美国通用磨坊的到来。
都周刊：听说当时通用磨坊是“三顾茅庐”?
臧健和：他们当时就像找诸葛亮一样三次找到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当时应该是1996年，第一次是找到我的女儿，后来女儿回来和我谈，我还是比较不屑的，认为美国人不懂饺子的文化。我女儿也这样认为，第一次就这样淡了下来。但当时负责谈判的美方总裁还是很耐心地等了我们三个月，三个月后又再次找到了我女儿，我就在香港与他们吃了顿饭。席间，美方说他们非常有诚意想和湾仔码头合资，我当时就笑着说：“你们美国人怎么可能懂得饺子的文化，怎么会包饺子？”我非常感激他们这样的大公司的诚意，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合适，于是第二次也拒绝了。
没想到，最后他们又第三次邀请我，订了机票与酒店，请我们一家人去美国参观工厂。他们对我说，无论合资与否，都希望我能去看看他们现代化的工厂和管理，如果当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他们愿意无条件帮助我。他们这一招的确管用了。
我去了美国总公司，去到他们的工厂，感受到他们现代化的管理和机械化的生产，操作工人严谨用心的工作态度，以及对卫生品质的严格要求。最后到研发部参观时，研发部门之大，着实让我感叹，一个工厂的研发部门竟然比一些香港企业的工厂都要大，而且每年研发部门的研发基金就有一亿美金。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也觉得自己找对老师了。
我有如今的成绩，是因为遇到了这个好伯乐，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如今，在大中国区、北美、欧洲都有我们的系列产品。今年，我们计划在澳大利亚推广我们的产品，让这个品牌从香港走向全世界。
南都周刊：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你离开内地来到香港也差不多是30个年头，你对中国的变化有什么感受？这之中想过回来发展吗？
臧健和：那肯定是震撼啊。当我离开的时候，人们还没有从“文革”中苏醒，人们的眼神是彷徨无助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了太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充满了希望。从青岛家乡到内地其他地方，无论在哪里，你都能看到和感受到。就像年轻时唱的歌曲那样：快马一鞭三千里，一天赛过二十年。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对比过去，百感交集，毕竟我经历过那段没有改变的时期。
其实我在1992年就在山东投资了其他生意，但对于水饺产品我还是非常谨慎，寻求合资的机会我更是谨慎看待。一直到1997年，我和美国方面合作后才回到中国做水饺生意。事实也证明，我们的合作还是非常成功的。